三、纪念壶的收藏
所谓“纪念壶”，是为某种纪念意义而特别制作、生产的茶壶。一般来说，纪念壶有数量上的限制，且有一定的文化意义，因此也有收藏价值。如顾景舟于1946年为江苏省农民银行定制的、“全国省级银行第六次座谈会”所作的纪念壶。又如民国年间，程寿珍为自己在太平洋万国巴拿马国际赛会上获奖而做的壶，底印“八十二老人作此茗壶，巴拿马和国货物品展览会曾得优奖”字样。俞国良先生“红大传炉壶”，底印：“江苏全省物品展览会特等奖状，俞国良，民国念六年，时年六十四。”都是相当珍贵的纪念品。纪念壶，顾名思义，应该是为纪念主题而设计制作的，而不是为商品推销而刻意造作的。离开这个前提就会使纪念壶的味道不正。纪念壶，既是茶壶，自然也有质量高低的问题。对喜爱收藏纪念壶的人来说，要看设计的水准与制作的质量，以及附着在茶壶上的文化含量的高低，亦可注意一下纪念壶的发行数量纪念壶也有假壶，有些经销商往往借某种名义成批生产纪念壶，借用某名家之名，在收藏方面的报刊杂志大作宣传，以此操作经营，获取暴利，这样的茶壶就不可取，更不在收藏之列，藏家要慎之再慎；还有不少专靠发行纪念壶的壶商及做壶人，操作经营此业，水平有高有低，因此对纪念壶的收藏，实际上也是对收藏者水平的检验。
四、“文革壶”辨识
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收藏市场上有人开始炒作名为“文革壶”的紫砂壶。据说其特征，一为没有烧到温度的普通紫泥，二是做工极其粗糙，甚至口颈处还有用刀痕迹，三是用正楷木章盖上“道洪”、“桂珍”等名字印记，四是装饰领袖头像或陶刻革命诗词等。
首先，“文革壶”的时间概念不清。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文革”有十年之长，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期间生产的紫砂壶算不算“文革壶”？还有人说，“文革壶”的开始和结束，都要比“文革”晚。准此，十年“文革”期间发行的所有邮票和生产的瓷器，是不是也应算作“文革邮票”和“文革瓷器”？再说，从没有停工停产的宜兴紫砂工艺厂，每年生产数十万件至上百万件的产品，据蒋赞初等人的《宜兴紫砂的历史及现状》一书：仅1975年一年内就出口了55万件，再据《丁蜀镇志》记载：1976年出口62.8万件、1977年出口60万件，因此“文革”十年的产量就大大超过千万，它们都是“文革壶”？果如是，这么多的茶壶、邮票、瓷品能否都具备超过本身价值的特殊的价值？紫砂壶的生产没有年限的印记，不像书画作品有时间款识，又何以具体认定年限？有人还煞有介事地把“文革壶”分为前期“文革壶”和中后期“文革壶”，时间延长到上世纪80年代初。80年代初生产的产品也叫文革壶”，岂不让人匪夷所思？
现仿“文革壶”
其次，就质量而言，作为当时宜兴唯一的紫砂生产企业，“文革”开始后，紫砂工艺厂的整体生产并未受到影响，半成品质量检验制度没有被冲掉，成型工人制作的所有半成品坯件，仍要送到半成品库一件一件验收，茶壶成型的质量基本没有下降，何来粗制滥造之作？倒是“文革”开始后，强调为工农兵服务，除设计制作参展作品外，全厂上下不管手艺高低，艺人们无一例外地都投入到面向大众的产品生产中去，其中就包含了很多现今高级工艺师甚至是工艺美术大师的作品。如已故大师朱可心，就曾在那段时间里做过近百把“矮竹鼓”商品壶。顾景舟、高海庚、徐汉棠还经常为产品打样，提供制作模型的母模，以及审定生产造型的母模。应该说，“文革”期间，紫砂工艺厂倒是出现了特别的产品现象，即生产产品的品种档次低、价格便宜，但造型准确，生产总体水平没有下降，一些普通的商品壶还是名艺人所作，如周桂珍、张红华生产过集玉壶、扁竹提梁壶，顾绍培、周尊严、施小马生产现仿“文革壶”过出口日本的花盆，现在还经常有这样的作品出现。
本文节选自《紫砂入门十讲》，作者：徐秀棠，山谷，文字由福建白茶网录入，图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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