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灯”之心,一至于此——何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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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年后,重新登上普洱茶文化论坛,何健先生一袭麻衣、一头华发、一副谦恭。他说,“这里有好山、好水、好人,茶也好便宜”,引得台下一阵笑声。


     二十二年后,重新登上普洱茶文化论坛,何健先生一袭麻衣、一头华发、一副谦恭。他说,“这里有好山、好水、好人,茶也好便宜”,引得台下一阵笑声。

 “传灯”之心,一至于此——何健先生

  初识何健,是在微信公号“一条”里的“叶放问茶”,先生小壶泡茶的姿态俨然入化境。他1985年拿到台湾“中华茶艺奖”首奖,随即在台北永康街一角创立“冶堂”工作室,人生便泡进了壶与茶里。

  5月,滇南绿城普洱叠翠积玉,街头凤凰花吐露芬芳。在“两岸四地茶文化论坛”上,鲁云邂逅何健先生。递过名片,先生随和地跟我到一旁会客室茶叙,里面人声嘈杂烟雾弥漫,我们索性移步到一旁的楼梯间,坐在台阶上交流。不时给来回走动的人腾地方,何先生总是礼貌致歉。不过,我还没来得及读完他的论文,说了一阵子空泛话,他表示可读完再谈。

  1979年,何先生用三分之一的月薪八百台币买了一片“红印”,喝后“感觉像被骗了”。但普洱茶毕竟是历史名茶,他就到香港探访——摆满丝绸、瓷器和中药的“国货公司”货架上,有船货公司的普洱茶。因为老茶保存不善或入仓的缘故,大多都有一股子霉味,但也有温醇内敛的上品。1987年两岸开放交流,他第二年就到大陆访茶。1993年,云南思茅地区举办第一届茶文化节,他来了;第二年昆明的茶文化研讨会,他又来了。他和一干台湾人,深入易武等云南茶山问茶,那时的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普洱茶复兴肇始,有他们的大功勋。

  不过1995年后,何健再没有踏进云南茶山一步。一则是他预感到普洱茶即将炒热,自动抽身而退;二则他退居“冶堂”,要去茶文化里“扎根”。

  何先生是这样的人。当年他辞去银行业的工作,转而投身茶界已让人不解。之后为了研究宜兴紫砂壶,他竟然卖房换了几把清代的壶,之后谈起来笑称是“愉快的败家经历”,至今不置房产。他过手的壶,如今许多价值千万,而他的“冶堂”里,并无名贵物什。“冶堂”以茶会友,来去自在,成为许多过路文化人随心的所在。先生二十年得一“冶”字,沉潜之后,就像一把适手的老器,和光同尘,得大自在。

  鲁云问他:“茶是阴柔之物,浸淫太久,会否让人木讷消沉?”先生作答:“茶让人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茶让人看清物我关系,动也能更好地动。”

  鲁云问他:“云南青花瓷器胎体不够晶莹剔透,做工又拙,美感何在?”他答:“云南青花是日用之美,你可以舒服地平视,没有仰视惊叹的距离感。”

  和先生交流,其圆融通透让人折服。他告诉鲁云,少些“大哉问”,多从具体而微入手;批评也得讲究站位的角度,不能逆势而为。在从景迈山去景洪的路上,鲁云与先生并坐而谈,不知不觉中竟错过了在南糯山下车。

  二十多年“冷处理”普洱茶,先生将之称为“有条件获利者的责任”。而此次论坛上,他直陈两个担心:一是目前茶道领域“东洋风”渐盛,许多人打着“茶文化回归”的幌子,高价开班授课,行销奢侈器物;二是作为中华茶叶主流的绿茶文化式微,世味过于追求浓烈的香气、滋味,而轻视更显天地山川清幽淡远之气的绿茶。

  何健先生并不认为日本的美学理念与我合流。他解释,相较之下日本的美学是震撼的、屏息的、叹为观止而具有强制性的;而中国的美学是悠游自在的、是绕梁三日回味无穷的。茶界对中国美学认知上的不足,带来消费和文化上的偏差。而“世味即是人心”,“重口味”折射的社会功利心态,恰恰需要绿茶的导引、润泽。

  五月,正是何先生在台湾制茶最忙碌的日子。他不辞鞍马劳顿再来云南,不是为了抛头露面凑个热闹。正如他在论文中阐明的:因缘际会造就了大中华与他国结合的试验样本,如台湾、香港和澳门,正如龙生九子,如今当以反哺之心将其养分回馈于母体。作为茶人尽一己之力,“哪怕有一个人听进我的话,就没白来”–“传灯”之心,一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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