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茶与品茶有很大区别。喝茶者消食解渴、提神去乏，注重的是茶自身所包含的物质功能和保健作用。品茶者，则不仅注重品评鉴赏茶的色、香、味，还要求精细的艺术操作技巧和品茗的良好意境。
唐以前的制茶时期，茶器食器区分并不十分严格，饮茶方法大同小异，各地饮茶器皿也相差无几。到了唐代，社会繁荣，饮茶风尚在全国各地普遍传扬开来，文人雅士们也开始在饮茶和茶器的互为关系中一边品茗，一边把玩，追求釉色之美和造型之宜。著名茶学家陆羽的《茶经》一书中“皿之器”一节所列入的包括煮茶、饮茶、灸茶等的器具就有二十四种之多。唐人喝茶同今人不一样，是先把茶加工煮熟，然后就像喝汤一样，连同茶末、茶汤一起喝掉。
宋代不再直接煮茶，而用点茶法。从茶艺上讲将唐代的茶饼发展为精制的团茶，使制茶本身工艺化，同时发现大量散茶，为来泡茶和饮茶简易化开辟了先河。宋时风靡全国的“斗茶”习俗促使人们崇尚建窑黑釉茶盏：其色泽、造型及容量，都有利于观察斗试的胜负。应该说，宋代在我国茶叶生产和制茶技术上都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对推动茶文化内容丰富多彩和拓展社会层面各个方面也作了不少贡献，但其崇尚奢华、繁琐的形式，使自晋唐以来茶人努力发掘的优秀茶文化精神逐渐淡化，失去其高洁深邃的本质。
明代在中国茶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历史上正式废除团饼茶的是明太祖朱元璋，他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九月十六日下诏：“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即从此后向皇宫进贡的只要芽叶型的蒸春散茶，并规定了进贡的四个品种：“探春、先春、次春、紫笋。”皇宫提倡饮用散茶，民间自然蔚然成风，并且由此将煎煮法改为冲泡法，这是中国饮茶方法史上的一次革命，也使饮茶器具发生了根本变化。宋代人们崇尚较大的黑釉兔毫茶盏，到明代，人们喜爱的却是纯白小巧的定瓷茶碗。明代散茶风行，由前人的煮茶变为沸水泡饮，这样各类精美陶瓷茶壶就应运而生。由此紫砂壶的制作出现了一个色彩纷呈、数量空前的时期。四、能工巧匠赋予紫砂壶与茶文化相得益彰的艺术魅力。
紫砂壶体致密坚硬，不上釉，取天然泥色，古朴浑厚。紫砂壶除了其独特的质地构造适于保持茶的本色之外，在工艺上主要是以型取胜。或仿自然界瓜草花木，虫鱼鸟兽，或以几何形体造型，“方非一式，圆无一相”，器形千变万化。有仿古、光素货（无花无字），花货（拟松、竹、梅的自然现象），盘囊（几何图案）等。除了用来沏茶，高级名壶还是艺术精品和名贵古玩。自明代正德以来的五百年间，中国文人与历代宜兴砂器制作高手合作，将雕刻、镶嵌、书画等多种工艺美术手段用于砂壶，制作出精美的沏茶名壶，成为中华瑰宝。
以制壶妙手龚春（供春）、时大彬所创造的宜兴紫砂壶，在明代中期蓬勃兴起；胜似金玉，为人所珍，久盛不衰。供春天资聪慧，虚心好学。明正德年间，他在吴颐山家里当书僮，伺侯主人在宜兴金沙寺读书。相传寺院有一参天银杏，盘根错节，他便模仿树瘤捏制树瘤壶，壶形独特，生动异常，壶色幽暗如栗色，像古金铁铸就。由于全部是用指捏成型，烧成后，壶面上手指螺纹隐约可见，真是绝世难求。供春经不懈努力，最终成为著名制壶大师。供春的制品被人称为“供春壶”。其造型新颖精巧，质地簿而坚定。明代张岱《陶庵梦忆》中说：“宜兴罐以龚春为上，一砂罐，直跻商彝周鼎之列而无愧色。”名贵之极，可以想见。供春所制茗壶，技艺高超，但制品不多，流传到后代的更是凤毛麟角。
时大彬，号少山，壶艺名家时朋之子，明代万历年问人。他是继供春之后，紫砂壶艺史上知名度最大、影响力最深的一位壶艺大家，被誉为“千载一时”，“明代良陶让一时”。（吴骞《阳羡名陶录》）实际上，时大彬也确为紫砂壶制作上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工艺上，时大彬完成了手工成型的制壶工艺；泥料上大胆创新，善于调色、配色、诸色具足；造型上“诸款具足”；风格上“沙粗质古”、朴雅坚致，款识题铭上显示了较高的文化修养。时大彬突破传统爱做大壶的束缚，改制小壶，由“盈尺兮半隆”转向“径寸而平抵”。这一革新因符合文人审美情趣而极受赏识。
经过一代代制壶名家的锐意创新，紫砂壶的创作视野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清代制壶艺人把竹段、梅端、瓜果、花卉等都搬到了紫砂器上，有的吸收其意趣，有的干脆惟妙惟肖地摹仿，做成几可乱真的“象生器”，使制品具更高的艺术价值。现代的著名紫砂工艺大师们更是另辟新径，整体构思越来越巧，制作越来越精，新品种，新样式层出不穷，都力求在紫砂壶的制作上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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